在現實主義向度的意義上，《萬箭穿心》通過“男性知識分子—女工”這一1980年代中國家庭倫理悲劇的基本情節構架，講述了一個階層分化的故事，單位樓房與批發市場的對比，是文化和階層差距的象征性修辭。家庭中並沒有人主動令家庭走向悲劇，其分崩離析的結局是被影片的文化邏輯所預先製定好的：李寶莉的家庭曾因成分過硬而一時風光，但在文革已成遠景的時代，李寶莉不可能逾越文化和階層的鴻溝而進入那套房，在婚姻上她隻“配得上”建建，任何高攀的企圖都註定導致悲劇性結局。而在一種更為普遍的意義上，方方的小說和這部電影，通過刻畫家庭小世界中人與人之間溝通的絕對苦況，似乎也想要抓到某些人情關係中的宿命論式的悲劇性。武漢方言版，2017年10月4日淩晨於北大暢春；2020年3月12日夜於海甸島家庭影院，疫情家庭放映季場次二十（家庭類型片單元）。